潜规则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《讲述亲历的知青往事〉
潜规则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《讲述亲历的知青往事〉知青的话题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有些陈旧，不太受关注，其实，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发生的许多活生生的感人故事并没有都写出来。那些远离父母的年轻人，在陌生的荒山野地，与命运抗争，经受磨难。和现在的年轻人一样，豆冠年华，在他们中间发生过奇型的婚变，也有过奇型的情感纠葛，女知青所经受的惨痛遭遇，更是有说不完的话题。
我下乡在北大荒五大连池附近的一个劳改农场，当时服刑的犯人还在，土墙围成的大院里关押着500多犯人，军人在四角岗楼站岗。我们这些年轻人也被火车拉到这里，那时都是15岁—22岁的初高中在校学生（老三届）。在学校时停课闹革命，搞了2年多的文化大革命，闹过之后，就被敲锣打鼓往乡下赶，家家户户万人哭送。
犯人服刑期满了可以回家，我们知青要永远扎根在那里，想走出来很难。后来有了上大学和参军两个出路，但名额很少，没有关系走出来是不可能的，女青年就更难了，用阿戈先生的话说是潜规则，很贴切。到了1979年，知青下乡已近十年，社会出于同情，放宽了因病返城的政策，只要有点理由弄个疾病诊断（假的也可以）就放人，只一两年的时间，农场知青几乎走光。女知青这个时期返城才减少了许多的麻烦。
我所在的农场4000多知青，8个分场，我们分场600多人，男女各半，那时的中国人都疯了，不干工作不抓生产，狂热的宣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，农场也一样，来了知青，就组建文艺宣传队，选拔有文艺特长的男知青和漂亮女知青参加。女知青D某，人高挑苗条，娴静漂亮，性格羞秀内敛，可以说是全农场最漂亮的，被调到宣传队主要作舞蹈演员。宣传队经常去部队，农场，县城演出，每到一地都是场场爆满，D当然是宣传队最亮的亮点。那时很多高三的大知青追她，转业到农场的军人也追她，当地的转业干部也打过她的主意，但她从不理睬，走自己的路，虽然注意她的人很多，下乡几年来也都相安无事。
第一年大学招生，几百人报名只给3个名额，还要留一个名额给当地的青年。推选上来的大多是知青干部。最后分场领导决定把我（青年连干部兼文艺宣传队长）和D还有一个当地青年一起上报到总场。因是文革后的首次招生，来得也很突然，当地的干部为自己的子女争得头破血流。我们这些知青在这里无亲无故，这样一步登天的好事可想而知有多难，听天由命吧。没过多久，场部传来了消息，总场经过几个昼夜的层层筛选，D直接就被淘汰了，当地那个青年上去了，我是候补，尽管条件远优越于他，没有人顾得上你。后来得知，我的候补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，给领导子女顶替知青作了做了掩护。
这次招生虽然被淘汰，D的工作有了一个意外的变化，招生结束后不久，D被总场点名调到场部机关，做文秘工作，这当然是一件好事，但D总是感觉有一点惶恐和不安，也许是女性敏感的自我保护意识太强了，D没了主意，征求我的意见，我认为她顾虑太多，没有必要，还是支持她去了。工作一段时间后才知道，是场部的一位副场长Y某起的作用，Y是省里来的下放干部，家在省城，一个人住在单身宿舍。D对Y不了解也不认识，因帮了自己，内心对他还是尊敬的，在知青眼里毕竟是场级领导，每天都会见到Y。时间长了，对Y自然也就没有了戒备心理，感觉这位领导还挺好的。我因常去场部，见到她也常聊上几句，听她说工作很顺心，也很愉快，还说让Y帮忙把我也调过去，D还高兴地告诉我Y要培养她入党。
好景不长，这年春季D和Y出差去了南方,回来后很长时间没见到她，打听才知道出差回来后就没太上班，说她病了，在医院见到她象变了一个人,清瘦，暗淡，情绪非常低落，也没说什么，看得出来也不想多说什么，只说出差得了重感冒。几天后请长假回了省城家里，在家住了3个多月没有工作，没办法又回到农场，依然在场部。她曾对我说不想在场部干了，想回到宣传队，宣传队当然也需要她，但不可能放她回来。
听说来年大学招生恢复考试，这对我们知青来说无疑是个利好消息，也只有通过考试知青才能有机会上大学，D说这也是她离开场部的唯一出路了，我们找回了学过的所有的课本，开始了边工作边复习，暗暗的下定决心争取考出去。总算熬到了第二年，招生开始了，遗憾的是这年招生也不是我们想象的单凭考试入取，文件规定推荐和考试相结合，要先推荐上来才能有资格参加考试，最后在考试合格的人中，三取一入取。Y主动帮她疏通了关口，层层过关，考试的成绩也很好，D轻松去了东北的一所名牌大学。我当然也不会闲着，提前作了大量的疏通工作，与此同时，白天正常工作，晚上复习备考，抓住所有零碎时间，经过半年多的努力，考试成绩顺利过了关，我因是场队的篮球运动员，场部的领导们经常看我们打比赛，大多也都认识我，自然也就通过了层层筛选，被北京一所大学选中。
事情总不会是一帆风顺的，就在等待入取通知书期间，领导来找我，说有人告我，告我的体检不合格,高血压。告我的人是当地的干部兼医生Z某，他儿子这次被定去某县的农学院，不理想，显然是想把我整下来给他儿子。我的身体很好，篮球运动员，没把体检当回事，可体检表上写的是140/90mg（高血压），莫名其妙。这个Z某告到了场部，因为他是医生，场部也只能通知我去复查。我当时的情绪非常激愤也很紧张，谁都知道这个时候复查肯定比原来还要高，这个Z医生是真够阴毒的，我不会上他的当，没有去医院，我去了总场主管生产的C场长家，他原来当过我们的分场长，我当时是青年连代理连长。C调走后我们没什么联系。他夫人在家正在睡午觉，我顾不上许多，把情况说了，他夫人翻身起来领我去了医院，找到院长就说，这孩子多好哇，没病，就写正常吧。院长说，紧张、熬夜都会升高，属暂时的，睡一觉就过来了，说打篮球的没问题，提笔在复检栏里填了120/80mg（正常的血压值）。Z某不死心，他没有间断继续告我，他作为医生是算计好了的，在我气愤紧张的情况下血压肯定升高，只要复查就会把我告下来。我万万没想到会遇到了这样的事，我去了Z家，他家人见我如临大敌，惊慌失措。我没有别的想法，只是请他高抬贵手，但他矢口否认告我。他为了他儿子，竟如此对我下手，看来这个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了，但我还要冷静的应对，静观事态发展。我那时20几岁，没经历过这样的场面，身边又没有亲人，更糟糕的是从那时开始失眠，整日焦虑不安，度日如年。两个多月的时间里真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。
在一个空气温暖的下午，在我辛勤劳作的建筑工地上，我接到了北京发来的，清楚地写着我的名字的大学入取通知书，此时欲哭但已经没有了眼泪。
我和D面对面坐在返城回家的列车上，我想起了帮助我的C场长和他的夫人，想起了医院的院长，想起了我分场的领导和所有帮助过我的人，我要感谢他们。我也想起了Z。喜悦的心情伴着酸甜苦辣。我转头看看D，她也在默默地坐着，没有太多的语言，安静的等待着列车的开动。突然，她急忙直起身向后闪，脸离开车窗，让我也快把头转过来，别面对窗外。原来是Y在车厢外焦急地寻找D，Y没看到我们，走过这节车厢，继续向前去了，沉默了片刻，车开动了，D松口气看看我，看看车厢外面，苦笑着对我说，不想再看到他了。
至此，我们都实现了命运的转折。各自开始了新的生活。
十八年后，农场战友聚会。分别多年很想见到她，但她没来，从别人那里得知了她后来的一些情况。她上学后，Y某也回到了省城，在省里某局任职，经常去看她，D碍于情面，无奈也无法拒绝与他的联系。D毕业后留校，和一位留校的博士生结了婚，生活一年后离婚，一直和儿子相依为命，也遇到很多追求者，她一心为了儿子，最大的心愿是培养儿子考上一所好的学校。她也想静下来，这样的生活虽然单调，但过得很平静，。
我拨通了她的电话，传过来的是熟悉的有些颤抖的声音，我也有种酸楚的感觉拥上来，我们没有说上几句话，但好像有很多话想说。
现在，儿子已经留北京工作，她只身一人依旧娴静内敛，每天走在上班下班的路上。。。。。。
这就是我要说的有点老套平淡的故事，但它是真实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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